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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田芳:人生就一個字“熬”
                    發布者:單田芳時間:2014-02-07 14:55:47瀏覽量:3153

                     


                     

                    四海為家單田芳 人生就一個字:熬
                    單田芳 評書表演藝術家。原名單傳忠,1935年生于天津,后隨父母遷居東北。1955年加入鞍山市曲藝團。“文革”期間下放農村,1979年重返書壇,開始錄制廣播評書和電視評書,風靡全國。至今錄制了百余部評書作品,在全國近五百家電臺、電視臺播放,聽眾過億。代表作有評書《三俠五義》、《白眉大俠》等。

                    驚堂木一拍,白紙扇一抖:“咱們言歸正傳!”
                    單田芳76歲,說了55年評書,據說現在全國每天有1.2億人,守在收音機和電視機前聽他說書。人們熟悉他那略帶沙啞的嗓音:“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分解了幾十年,現在他出了本自傳《言歸正傳》,準備講講自己的故事。
                    故事從哪里講起呢?偽滿洲國、民國,到新中國,民間藝人顛沛流離,四海為家。2010年12月22日午后,單田芳在北京家中緩緩開腔,感慨萬千。
                    少年 亂世求生是學問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
                    我家是世家,從爺爺輩到父輩,都是搞曲藝的,從小我就受這個氛圍的熏陶。舊社會藝人沒有地位,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下九流”這話外面人說得不多,凈是咱們藝人自個兒這么說,確實心酸。
                    我生在天津,后來跟著家人到沈陽。外祖父王福義是最早闖關東的那批民間藝人,我母親唱大鼓,父親是弦師,小時候我就在后臺扒拉著看———那會兒藝人們演出都不賣票,說完一段書,拿個小笸籮,下去給人斂錢。一段書三分錢,“捧場了捧場了”,就這么喊。人家愛給就給,不給錢也沒轍。當時我心里覺著,下不了一個好詞:這跟要飯也沒啥區別啊,我可不愿干這個。
                    解放后我也大點兒了,想的是念書考學。1953年高中畢業,東北工學院和沈陽醫學院都給我寄了錄取通知書。我想當醫生,穿個白大褂,戴個聽診器,往屋里一坐,多紳士啊,起碼不受風吹日曬?墒勤s上得場大病,上不成學了。家里人說,你還是學評書吧。
                    我在東北呆了幾十年,現在人說,為什么東北出那么多曲藝人才呢,是不是跟地方文化有關系?趙本山說原來東北太窮,大冷天人們沒什么事干,就互相嘮嗑,嘴皮子鍛煉得特別利索。這話有道理,也是眾多道理之一,我覺得主要還是時勢造英雄。東北人本身粗獷,頭腦活躍,過去就連做賊都是東北的最多。有句話講“江北的胡子不開面兒”,知道什么意思嗎?“胡子”就是土匪,舊社會太多了,以搶劫為生。你路上遇見胡子了,說是三爺介紹你來的,或者我是誰誰的門下,三老四少給個面兒,該讓路的讓路,該關照的關照。這都是在西南一帶,東北不行。東北的胡子不給面子,管你是三爺還是四爺介紹來的,照樣截住打一頓。
                    所以亂世求生,就是門學問。我那時候都是靠父母,父母領著走江湖,自己不能獨立。等到長大了另立家庭,娶了媳婦,父母不在了,就得靠自己。1948年很兇險,解放軍包圍長春,國民黨守軍有13萬人,連老百姓80多萬人困在城里,沒水沒電,彈盡糧絕。我們家算比較富裕一點,先買下糧食,大缸小壇的都裝滿埋起來,當時估計這點糧食能維持幾個月不斷頓?蓭讉月后呢?誰知道這仗要打多久?最后就是一家人冒險逃出城去,往解放區跑。我現在總結,都是命運,不該你死你就沒死。
                    剛解放那會兒,我靠說書有了經濟收入,也有了社會地位,打心眼里高興。走合作化道路,成立人民公社,我在遼寧鞍山定居,說書也算小有名氣,不覺得這行當低賤了。這輩子兩次新生,全國解放算頭一回。
                    要說第二次新生,得先說我這輩子吃過最大的苦,就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說,這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前所未有的,不管什么人都要在革命舞臺上表演。后來我才知道,這比打仗厲害多了。打仗時候幸存者還是挺多啊,飛機扔炸彈,哪兒那么巧就扔你頭上?可要論危險系數,這個“文化大革命”是無一幸免,誰都跑不了。我就是因為說錯了話,成為“現行反革命”,被下放到了農村。
                    噩夢 四海為家苦漂泊
                    從小生長在城市,我是苗草不分,到農村什么活兒都不會干。而且我下放那地方,是東北地區的窮中之窮,干一年掙不了三百塊錢。光口糧錢就得兩百四十塊,一年口糧三百六十斤,是毛糧,磨下來就二百多斤成品糧,哪夠吃?農村老百姓本地人還有個親戚能照應,咱是外來戶,戴著“帽子”下來的,人生地不熟,可想而知是什么處境。
                    我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再回城里,滿腹委屈無處申訴。為了糊口,家里所有的東西變賣一空,堅持了四年,到后來就根本吃不上飯了。我心想這樣下去,非死在這兒不可。與其等死,不如鋌而走險。
                    我就跑了。
                    從那年代過來的人都知道,當時吃飯要糧票,住宿要介紹信,到處都有民兵,天羅地網,你能跑到哪里去?可我愣是從農村跑出來了,就在外頭漂流。哈爾濱、長春、沈陽,好多地方。當時的心情,感覺自己就跟臺灣來的特務一樣,隨時防范人家抓捕。為了維持生活,我跟別人學了制作一種手工藝品,叫“水泡花”,拿個罐頭瓶泡幾朵小花,叫我女兒去賣。人家一看,我女兒端個小瓶子站百貨商場門口,那花兒五顏六色的挺好看,就都來買。除掉工本,一瓶能掙幾分錢。積少成多,攢到幾塊了,就能買糧吃。苞米面一斤三塊錢,那也得買,也得活著。
                    四年多在外邊漂流,做夢也沒想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了,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聽說這消息的時候,我還在外邊漂著呢,是有朋友告訴我,你那些事兒可以解決了,有說理的地方了。我心想“平反昭雪”這詞,古書里邊有,現如今不可能。朋友說不騙你,黨中央給做主了。
                    1978年,我恢復名譽,恢復公職,遷回城市,還拿到了國家賠償我的十年工資——共計八千多塊錢。那年,我44歲,重返舞臺。
                    輝煌 兩世為人念故鄉
                    按現在的說法,四十多歲重新開始干事業,不容易。我兩世為人,才明白什么叫自由,自由多么可貴。以前說過很多書,看過很多電影,不知道奴隸是啥樣。經歷一番苦難,噢,原來沒落實政策那時候,就是奴隸,變相的奴隸。
                    我人到中年,對黨、對人生充滿激情,感覺像個小孩,一切從頭開始。為什么干到今天這么老了不覺得累?就是有奔頭,心里頭痛快。
                    說書這行當,到改革開放以后,又是新局面。書還叫評書,說法不一樣了。我的理解,在茶社里說書,面對觀眾,有隨意性,隨便動彈動彈,說點車轱轆話,說完一段抽根煙,都沒關系。電臺不行,電臺要求簡潔明快,沒有觀眾。上電視說書更不一樣,要求更嚴格。
                    開始不適應,錄音的時候,面對麥克,空無一人,說成什么樣也看不著觀眾反應,怎么整呢?我想了一個辦法:錄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能看到外面的錄音員,還有倆監聽的,還有個主任,錄書的時候他們天天在外頭坐著,我透過玻璃看得清清楚楚。我一想,就拿他們當觀眾,他們也是人,我在里邊說,看外邊他們的表情。我一抖包袱,他們齜牙一樂,我心想這包袱抖響了。要是看見他們在外頭嘮嗑或是打盹,那說明這段書說得松懈,沒把他們說住,我得注意了。
                    到1994年我退休后搬來北京,書錄得更勤快了。開始是到北京電臺里去錄,后來我自己辦公司,租用錄音室,一來費用較高,第二個,北京交通越來越不方便,有時候堵車,急死也過不去。我一看,這錄音也沒什么神秘的,就是墻上貼隔音板,地上鋪地毯,麥克買好點的,門加厚點關上,我在家也能錄。這樣就開始摸索著在家錄書,每天早上三四點鐘起來做功課。睡不著啊,工作積壓在一起,全國四百多家電臺,都有“單田芳書場”,每天超過一億聽眾,我得供上人家播啊。早起來滿天星斗,我看書時頭腦特清醒,看一遍閉上眼睛,這故事怎么回事,哪是重點哪該刪掉,心里都有了數,打開機器就錄。
                    這些年下來,要說哪兒是家,真是個難題。如今我人和戶口都在北京,公司事業也在北京,在北京工作16年了,北京就是我家唄。北京郊區,尤其懷柔那邊,可玩的地方太多了,我說還出國溜達什么啊,哪兒也不如北京好。
                    可人老了,就常想念老家。我76歲,也忙不了幾年了,心里想著,最后還是得回家。我從鞍山出來,老家熟人多,親戚多,沒事串個門,敘敘舊。北京當然也有好多朋友,可有幾個人是打偽滿洲國那會兒過來的?講起過去的事兒,還是找東北那些老人。
                    回眸 言歸正傳話平生
                    我要是不說書了,真不知道干什么去。評書是傳統藝術,后繼有沒有人,是個問題。外界感覺好像說書的就這么幾個人,其實并非如此。我到東北地區和河北地區,那些小縣城里,說書人很多,只是還沒什么名氣,F在都講究品牌,電臺電視臺也一樣,放單田芳的評書,聽的人多,就有企業愿意拿錢做廣告。
                    最近兩年我倡導“紅色評書”,想的是建國六十年、建黨九十年,咱們應當說說新中國來之不易,說說這些開國元勛的豐功偉績。這想法出來,好多人都支持,正琢磨頭一個講誰合適呢,遇上賀龍的女兒賀捷生將軍。她是長征時候最小的戰士之一,給我講她的經歷,講她的父親,我很受感動。關于賀龍的書很多,我翻了很多,整理出來,加上她提供好多素材,錄了三百集《賀龍全傳》。從賀龍兩把菜刀鬧革命,一直到受“四人幫”迫害至死,都錄下來了。
                    從《三國》、《隋唐》、《大明英烈》,一直說到紅色經典,書里有這么多英雄,生活中真正的英雄是什么樣?這一輩子下來,我崇拜的是見義勇為拔刀相助,扶困濟危雪中送炭,別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你就是英雄。
                    我現在寫出本自傳,取名《言歸正傳》。說了一百多套評書,老是別人的故事,到這兒言歸正傳,說說自己。從日本人、國民黨那年代過來,經歷“文革”、改革開放走到今天,雖然沒有什么豐功偉績,讓年輕人多知道點老一輩的個人史,我覺得還是有益。動筆太累,我還是習慣說書,口述著錄下來,讓助理整理成文字,有30多萬字。完了我一看,人生其實就一個字:
                    熬。
                    【精神家園系列結束語】
                    一年,從野夫、楊繼繩到陳冠中、單田芳,我們的《精神家園》系列至此也告一段落。這是一次試圖打通歷史與地理、個人與國家關系的敘事努力,而從最初每個人對故鄉的回憶到最后四海為家的感懷,所謂“精神家園”這個詞語的內涵,似乎也悄然擴大。這也和當下多元社會與轉型時期的特點相符——但不管怎么漂泊,精神家園終歸是每個人內心最深處的動力。我們記錄一代人的精神家園回憶,無形之間,也就成了對歷史的一種另類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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