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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寅初: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發布者:馬寅初時間:2014-02-07 14:49:38瀏覽量:3805
                    1957年11月17日,屆時為發表《新人口論》后4個月,批判浪潮來臨前夕  馬寅初的遠見和勇氣本刊編輯部薩義德把知識分子定義為創造新靈魂、新傳統的流亡者和邊緣人,以獨立的姿態和不可讓渡的原則“對權勢說真話”,“如果你的眼睛盯著主子,就只是一個門徒或追隨者,或者看門犬”。馬寅初先生之所以能夠成為后世學人的精神風標,成為北大校史上與蔡元培齊名的校長,正是緣于他在萬馬齊喑的年代敢怒敢言敢堅守,“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胡適語)。他的“新人口論”和“團團轉理論”自1958年開始被批判,高壓之下他提筆應戰,“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馬寅初并非一個與政治絕緣的書齋學者,他曾歷任國民政府浙江省政府委員、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委員、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與財政委員會委員長等職。解放初,他應周恩來之邀北上參政,起初被任命為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后又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熱烈地擁抱社會甚至擁抱政治,幾乎是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共同的命運。馬寅初曾積極強調辦教育要學習新思想,1951年暑假,他所主持的北大率先在全國高教界發起“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的學習運動。然而,1958年之后,在政治話語全面轄制學術話語、大批知識分子失去獨立思考和獨立批判的傳統時,馬寅初用自己對學術底線的堅守贏回了一個知識分子應得的尊敬。持續兩年多的大批判中,馬寅初沒有寫過一個字的檢討,“因為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的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只得拒絕檢討。”為什么身居高位的他能在政治運動中不迷失,不盲從,堅守住自己的學術底線?學術與政治之間的關系,他怎樣理解,怎樣把握?我們以人口問題為軸線,聚焦馬老的經歷、抉擇、遭遇,嘗試解析一個知識分子在政治與學術之間遭受擠壓和沖撞的心靈史。學術問題為何會演變成政治問題?1957年春夏原本贊同人口“計劃生產”的毛澤東為何突然改變立場,將以馬寅初為代表的人口學者推向政治祭壇?將《新人口論》重置于人口學發展的時間線上,讀者可以看到,自馬爾薩斯被馬克思批判后,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靠革命還是靠節育,早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學術判斷,而是一個敏感的政治立場的選擇。時移事遷,世界罕有的、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在中國推行30年后,中國的人口問題已經走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人口態勢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未來中國將處于一個長期的低生育率、嚴重老齡化的社會。一些學者根據自己的調研和判斷,逆流發聲,建議調整現行生育政策。不同的歷史情境下,他們和馬寅初一樣,同樣面臨著被誤解、被忽視、被指責的命運,所幸的是,在人口問題上,因言獲罪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我們將面臨一系列完全陌生的人口問題,現在應該有一個全新的視角和開放的心態,鼓勵認真的學術討論。”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顧寶昌先生和多位人口學家、社會學家,于2004年、2009年兩度聯名上書中央,主張“在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嚴格控制多胎的條件下,有計劃地逐步放開二胎生育” 。正如顧寶昌教授所言,“對人口問題的認識需要一個過程,你認識得越晚,積累的問題就越嚴重,付出的代價就越大。馬寅初和那些社會學家當初已經預見到人口激增將要出現的問題,提出了建議和對策,但是社會不接受,等到要面對的時候已經太晚了。這和我們現在的情況是一樣的,但既然你在做人口研究,你就有責任向社會向公眾向政府說清楚,這樣下去會出現什么狀況。”馬寅初的孫子馬思澤先生誠懇地與我們分享了他父親馬本初以及他本人在這個特殊家庭的成長故事。他時常在不同場合聽到人們議論他的祖父,盡管歷史不容假設,但人們提到馬寅初先生時,總是特別渴望能夠為歷史摁下一個倒退鍵——如果決策者能在建國之初聽取馬寅初等人口學者的建議,適當控制人口,或許我們不必經歷長達30年的“一胎制”,不會出現那么脆弱的421家庭模式。1920年起,他一邊創辦新式商科學校,一邊陸續在上海、北京的學校和金融機構發表演講,普及經濟常識、吁請整頓幣制。1927年,45歲的他辭教入仕,抱著“為國犧牲”、“為社會服務”的理想加入了國民黨,歷任浙江省政府委員、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委員、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與財政委員會委員長等職。官越做越大,最初秉持的信仰卻越來越虛空動搖,寄望稅制改革、再造中國經濟的他最終發現,政府“不能辦富人稅,只能在窮人身上著想”;“三民主義”是虛、權貴資本是實;“此種喪心病狂之事,在昔日滿清政府及軍閥所不敢為者,而今已現于青天白日之下,誠可謂每況愈下,令人為之痛哭也!”“今舊道德已漸失其勢力,欲打破人民升官發財之思想,非用武力可能奏效。應將新舊兩教育互為表里,10年教育之后,或有希望。”他重返文教陣地,先后在杭州財務學校、上海商學院、上海交通大學、南京金陵大學和中央大學任教。“很多人贊嘆祖父在1958至1960年間的表現,其實這既不是他第一次因言獲罪,也不是他第一次知難而進。”馬思澤指的是1939年。那時,國民黨的達官顯貴們大發國難財,馬寅初在《新華日報》等進步報刊上接連發表《提議對發國難財者開辦臨時財產稅以充戰后之復興經費》、《對發國難財者征收臨時財產稅為我國財政與金融唯一的出路》等檄文,并公開發表“我對于抗戰的透視”、“我們要發國難財的人拿出錢收回膨脹的紙幣”等演講,矛頭直指“蔣委員長”。“有人說他是‘民族英雄’,我看他只能算是個家族英雄,因為他庇護的只是他的親戚家族。他們用租稅、公債和通貨膨脹三種方法,刮盡了天下的民脂民膏,甚至連他們子子孫孫的棺材錢都撈足了,哪里還管老百姓的死活!”他把兒女帶到演講現場,對著人群中的特務說:“我馬某人愿效譚嗣同先生,可以毫不慚愧地說,我自橫刀向天笑!為了抗戰,英勇的數十萬將士在前方流血犧牲,我們文人在后方無所貢獻,也應當不惜死于后方,把應該說的話大膽地說出來。如果我慘遭毒手,也讓他們(妻子兒女)知道我是怎么死的,從而把我今天講的話,當作贈給他們的一筆遺產!”1940年12月,馬寅初被逮捕,國民黨中央社發稿稱“立法委員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戰區經濟”,實際上他已被押進貴州息烽看守所。次年8月,他被轉押至江西上饒集中營。1942年8月回到重慶,被軟禁在歌樂山家中。經周恩來等人在國民參政會上的強烈呼吁,1944年12月,62歲的馬寅初終得自由,當月月底他在重慶工商界“星期五聚餐會”上第一次公開露面。數年監禁絲毫未能折損他的剛正公義,他作了題為《中國工業化與民主是不可分割的》的演講,這位聲名遠播的經濟學家、資深國民黨員亮出了自己最新的政治主張,“今日中國之最大事業,要先走上民主的路而后方可解決經濟問題。若反其道而行走,就是舍本逐末”。其后數年,他成為中國共產黨堅定的黨外盟友,以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觀察開啟民智,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發表《中國為什么窮》、《今日我國經濟的總檢討》、《有黃金美鈔的不要賣出來》、《我們應該怪什么》等演講。1946年,上海18個經濟學術團體為馬寅初64歲壽辰慶生,打出一面“馬首是瞻”的錦旗。“‘言人之言者易,言人之欲言者難,言人之不敢言者就更難’。我爺爺的這句話傳播很廣,很多人佩服他的硬骨頭精神,把他想象成了鋼鐵戰士,”馬思澤看過一些有關祖父的文章以及影視作品,“大義凜然,言辭激昂,很正面很高大。”他笑著說,很多細節“是作者善意地夸大和演繹”,“我爺爺的性格確實具有嵊州人特有的那種倔強,但通常他為人做事、撰文演講的風格很平實,很多時候又顯得詼諧幽默。在‘新人口論’遭到全國范圍持續的口誅筆伐、‘右派’帽子隨時可能扣下來的政治高壓態勢下,他居然還會公開撰文調侃自己被批得‘心廣體胖了’,‘對我潑冷水,是最受歡迎的’,可見他那深入骨子里的倔強和幽默。”“爺爺個頭不高,臉型和體態均很圓渾,不像魯迅先生那樣有棱角,完全不像個‘戰士’。他將‘事’與‘人’分得很開。聽我父親講,在重慶時期,爺爺在各種場合撰文演講,猛烈抨擊四大家族發國難財的財稅政策,但同時又仍能與他們交往,所以在重慶大學的師生為深陷囹圄、失去自由的爺爺舉辦60壽辰慶賀會的時候,孔祥熙也送來了賀聯。爺爺非常敬重和感謝周恩來總理,但在如何對待人口問題的觀點上,他謝絕了周總理的勸導,選擇了拒絕認錯。”
                     
                     不聽周恩來勸阻馬寅初從來就不是一個與政治絕緣的書齋學者,解放初他被任命為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后又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他一邊參與指導過渡時期的經濟建設,一邊努力學習俄文,學習馬列主義。1951年6月,他以無黨派民主人士的身份被任命為北大解放后第一任校長。就職演講中,他說:“同學們或許要聽我的建校方針,這點不免要使諸位同學大失所望。我認為建校方針是中央所定,一個大學校長只有工作的任務,沒有建校的方針。一個校長應以執行中央的政策、推動中央方針的貫徹為任務!”他號召教職員工學習新思想,樹立為人民服務的觀念。“這次學習是為諸位的好處,也是為了學校的好處,中國的好處”,“不要時代進步了,你的思想停止著;不要老保住你眼前的利益,維持你現在的利益,不向前進,要落后的。堅持落后,就會變成反動,所以要學習,時代向前跑,你要跟著向前進”。他強調辦教育要學習新思想。1951年暑假,北大率先在全國高教界發起“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的學習運動。當年9月,周恩來應馬寅初之邀到北大作了題為“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自此之后,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逐步擴大到全國。這是建國后知識分子失掉獨立性的開始。當年的《人民日報》陸續刊登了朱光潛的《最近學習中的幾點檢討》、梁思成的《我為誰服務了二十年》、茅以升的《我的檢討》、李寶震的《我的反動思想危害了人民教育事業》、羅常培的《從三反運動中認識了我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等文章。
                    為了讓北大經濟系教授周炳琳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過關,馬寅初專門到周教授家中給他做工作。馬寅初在一個臺階上跳上又躍下,對周說:“只要下決心改造,就如同這一跳,就改造過來了!”“講政治”的表現還有,1957年5月,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座談會上,不少人提出黨委撤出高校的建議,馬寅初在會上大聲反對:“學校黨委制有他的好處,以北大為例,有8000個正規生。這8000人的思想、家庭情況,黨委都知道。如果黨委退出去,我是無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長,我也管不了;而且我管得多了,俄文也不能念了,研究工作也不能做了,山也不能爬了,身體也不能鍛煉了!”熱烈擁抱社會甚至熱烈擁抱政治,幾乎是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共同的命運。與新政權的緊密結合,曾使得有人在馬寅初的“團團轉”理論和“新人口論”痛遭撻伐時,偷笑他“拍共產黨的馬屁拍到了馬蹄子上”。他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的熱忱發自內心,那些“講政治”的話語和行動,恰如《圣經》所說的“我因為信,所以如此說話。”新中國成立后,他早早為自己未出世的第三代取好了名字,“思潤”、“思澤”、“思東”……幾乎每個孫輩的名字都表達了對人民領袖的景仰。但他無論是治學還是參政,始終以調查和實證為憑據,也因此不曾陷入高呼口號和惟意志論的歧途。1958年后,在政治話語全面轄制學術話語,大批知識分子失去獨立思考和獨立批判的傳統時,馬寅初用自己對學術底線的堅守贏回了一個知識分子應得的尊敬。“他身居高位,跟政治家們走得很近,為什么能在政治運動中不迷失,堅守住自己的學術底線?”馬思澤坦言,“說真的,我也不知道確切的答案。我想一是他愛說真話的個性使然,他身居高位,卻不迷戀高位,所以可以獨立地發表見解;另外一方面,他用的是自己調查得來的第一手資料,他對自己的觀點有充分的把握。”自1953年起,馬寅初每年都回浙江走訪、調研,有贊有彈,從未停止過逆耳忠言的進諫。他的《新人口論》中關于“控制人口,計劃生育,普遍推行避孕,每對夫婦生兩個孩子。通過人口控制,降低消費,增加積累,擴大生產”的核心構想也是經過3年的實地考察后方才提出的。1955年他在人代會浙江組就人口控制作了發言,“好多代表不同意我的看法,雖然他們的意見我不能接受,但都是出于善意,故我主動把發言稿收回”。等待觀點公開的日子里,他曾對《文匯報》駐京記者說,“最招人生氣的是那么一種人,他們看風使舵,看著共產黨員反對的多,他也就反對,而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這種人在哪一行里都有,共產黨要聽他們這些人的話,早晚要上當!”馬寅初與周恩來私交頗深,1959年廬山會議之后,周恩來擔憂他的處境,親自約見他并進行深談,給他做勸導工作。他在一夜深思之后,把自己的最終決定寫進了《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一文的“附帶聲明”中:“最后我還要對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慶受難的時候,他千方百計來營救;我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參政,也是應他的電召而來。這些都使我感激不盡。如今還牢記在心。但是這次遇到了學術問題,我沒有接受他的真心誠意的勸告,心中萬分不愉快,因為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的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只得拒絕檢討。希望我這位朋友仍然虛懷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絕檢討視同抗命則幸甚。”
                    “馬寅初在準備攻擊毛主席的炮彈”1961年初,已經“下臺”的他上書中央,對學習毛澤東思想中的個人崇拜和迷信,以及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出現的惟意志論等問題坦率陳詞,“搞個人崇拜是害了毛先生!”1962年,他以全國人大常務委員的身份到老家嵊縣視察,中共中央辦公廳電話指示當地縣委、縣人大:“馬寅初此次出京視察,是為了搜集情況,準備攻擊黨中央、毛主席的炮彈的,你們要事先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工作,一發炮彈也不能讓他搜集去。”浙江省委統戰部也作了指示,“要密切注意馬寅初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作好秘密記錄(作記錄時不能讓馬老看見),于每晚11時用電話向省里匯報。”余國柱時任嵊縣副縣長,他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大家都感到很為難,商量來商量去,由我和統戰部工作人員蔣文儒同志負責全程陪同,我頓時感到擔子沉重。”馬寅初到浙江后,時任浙江省糧食廳廳長丁友燦“奉命”以同鄉和朋友的身份陪同前往嵊縣,“當晚,為馬老接風,我們幾位副縣長都作陪。席間,馬老悶聲不響,埋頭吃飯。不知是因為長途奔波累了,還是因為馬老感覺到我們心中有鬼,誰也沒有多說一句話。”馬寅初休息后,余國柱等人趕緊與丁友燦一起商量、研究第二天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布置防范工作。馬寅初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約見嵊縣城東科技站的技術員楊木水,這位桑蠶養殖輔導員1961年給毛澤東和馬寅初分別投書,提出“恢復農村經濟的頂好辦法是包產到戶,反對辦食堂,反對大鍋飯”。接待組事先精心組織了人選,準備了一場以“大講農村生產自救大好形勢,批臭‘包產到戶’反動理論”的座談會,通知楊木水參加,但不給他機會發言,并且要讓馬寅初在座談會上“受到一次實實在在的教育”。沒料到馬寅初把楊木水單獨叫到賓館,“砰”地一聲把接待組關在了門外。“我和丁廳長、尹秘書面面相覷,一籌莫展。”情急之下,他們叫來一名縣醫院年輕護士,命她以照顧馬寅初身體為由敲門進去,不料剛進去幾分鐘,小護士就被打發出來。余國柱只得硬著頭皮自己去敲門,賠笑說:“馬先生,是這樣,您的指示很重要,縣委怕有所遺漏,特意派了一位速記秘書來聽候您的調遣。”馬寅初面露慍色,再次拒絕了接待組變相旁聽的要求。他同楊木水單獨談了三個多小時。10天后,馬寅初因病提前結束調研,余國柱等人帶著忐忑的心情送他離開,經集體研究送了他10斤年糕、5斤榨面、一個豬頭、兩斤板油。盡管馬寅初后來并沒有拿出什么“攻擊毛主席的炮彈”,但余國柱等人仍然遭到“階級立場不堅定、匯報材料觀點不鮮明”的批評,楊木水其后被監禁17年,直至1979年4月才出獄。
                    “文革”中總理指示保護馬寅初時年80的馬寅初因風寒匆匆離開嵊縣,先到杭州省立浙江醫院就醫,被確診已由重感冒轉為急性肺炎。在杭州治療一個月后,他返回北京,直接住進協和醫院。這場大病使他元氣大傷,愈后雙腿行走不便。3年后,一腿癱瘓,艱于行走,90歲時另一條腿也癱瘓了。“‘文革’開始時,我12歲,在家里的男孩子中算是最大的。爺爺腿腳不便,我們孫輩就承擔起收集信息的任務。”馬思澤和姐姐馬思潤曾多次去北大,“在一排排大字報墻和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擠來擠去,看大字報,抄大字報”。大字報從北大傳到社會,貼到長安街上、大小胡同里。馬寅初曾不顧腿疾,自己出門看大字報,馬思澤和不到10歲的弟弟一邊一個,保護著爺爺不被自行車碰到。1966年8月,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后,北京城里的動靜變得更大了,紅衛兵四處抄家,馬寅初所住的東總布胡同也未能幸免。住在該胡同1號的著名實業家李燭塵,建國后官居輕工業部部長,雖然本人受到有關部門的保護,家里仍然遭到徹底查抄。“與其等紅衛兵來查抄損毀,不如自己動手處理。一天,我父親馬本初下班后,輕輕對爺爺說:‘爹,咱們家也收拾一下吧。’”大人收拾好了需要處理掉的書籍、信件,甚至包括馬寅初先生已經寫完、尚未付梓的近百萬字《農書》書稿。馬思澤負責把它們搬到院內的小鍋爐去燒掉。“爐膛的火燒了好久,都燒完了,我摸了下暖氣片,是熱的。”有兩件物品在進爐膛之前被馬思澤撈了出來:一是1941年重慶大學師生為被囚禁在貴州的馬寅初慶祝60壽辰,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送來的壽聯,“桃李增華坐帳無鶴,琴書作伴支床有龜”;還有一件是新華社當年祝壽時送的一副紅綢對聯,“不屈不淫征氣性,敢言敢怒見精神”。“爺爺從北大辭職回家之后,一直很平靜。上了年紀的人,不像我們年輕人容易七情上面。燒書的時候也是這樣,他躺在竹躺椅上,靜靜地看著我們整理,偶爾有拿不準是否需要處理的書會拿去征求他的意見,他自始至終沒有說什么話。”多年之后,馬思澤每憶往事,心里都會隱隱作痛,“爺爺當時在想什么,我無法想象。”在周恩來的保護下,“反動透頂”的馬寅初最后并沒有被劃為“右派”。“文革”開始后,“派出所的一位民警來到家中,留下了他的姓名和聯系電話,并且明確告知,奉總理的指示,我爺爺要受到保護。”“可能是因為總理的關系,他的待遇一直保留。直到去世前,還有一些工作人員和我們住在一起,包括秘書、炊事員、司機等等。”馬思澤至今記得家人從收音機里聽到總理去世噩耗的日子,1976年1月8日。“那是一個禮拜天,早晨我一打開收音機,聽到周總理病故的消息,我都愣了,不相信這是真的。大家沒敢把這一不幸的消息告訴爺爺。1月10日,我家接到參加‘周總理遺體告別儀式’的通知,這回怎么也瞞不住了。吃晚飯后,父親把報紙給爺爺看。他什么話也沒說,報紙輕輕地垂落到地上,他就那么靜靜地坐了很長時間。我們建議他不要勉為其難去參加告別儀式——他患直腸癌后做了手術,大小便不易控制,大家擔心有什么意外,影響不好。我爺爺非常堅決地說:‘要去!一定要去!死也得去!’”告別儀式當天,為了控制大小便,94歲的馬寅初水米未進。“那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而他已經很少出門,棉服大衣什么的都壓箱子底兒了,我伯父、我爸爸他們幫他找出來,一層一層地穿上,穿得非常厚,最后簡直是‘塞’進輪椅里的。”馬思澤推著祖父在總理遺體前默哀,“他使勁兒地向前探身子,想鞠躬表示哀悼,我在后面幫他推了三下。參加遺體告別的人員都是繞著遺體走一圈,他堅持要走兩圈。他盡了他的最大努力來表達對總理的敬意。”
                    沉默有時,發聲有時“文革”期間,馬寅初每天讀報,關注時局的發展與變化。他極少發表評論,但會以他特有的方式表達他的政治態度。“四屆人大選舉周恩來繼續擔任總理的職務,新聞公布后,爺爺立即就給周總理寫了賀信,并在當晚用掛號信寄出。”“四人幫”被打倒后,95歲的馬寅初高興地在孩子們的陪護下加入了長安街上歡慶勝利的游行隊伍。他乘坐小車夾在滾滾的人流中緩緩前行,放下四面的車窗玻璃,手持一面小旗不停地搖動,與大家一起分享著喜悅的心情。周圍游行的群眾都好奇地探頭往里看,并對這位不認識的老頭報以會心的一笑。1977年8月,他看到《人民日報》刊登的十屆三中全會公報,十分欣喜,讓兒子為他代筆,向黨中央寫信道賀,“我高興鄧副主席又恢復了他的一切職務,有葉副主席、鄧副主席等老一代革命家出來主持工作,我們的國家必定會興旺發達起來。”1978年底,他在報紙上看到陳云恢復工作的消息,又特囑家人代筆寫去賀信。1979年夏,在社會各界的呼吁和陳云的親自敦促下,為馬寅初平反的工作正式啟動。當年7月25日,時任統戰部副部長李貴受黨中央委托,登門拜訪98歲的馬寅初。新華社記者楊建業在當年的新聞稿里這樣記錄:會見在馬老的臥室進行。馬老坐在單人沙發上,在座的還有他的夫人和兒女。李貴副部長說:“今天我受黨的委托通知馬老:一九五八年以前和一九五九年以后這兩次對您的批判是錯誤的。實踐證明,您的節制生育的‘新人口論’是正確的,組織上正在為您徹底平反,恢復名譽。希望馬老能精神愉快地度過晚年,還希望馬老健康長壽。”馬老興奮愉快地回答說:“我很高興。二十多年前中國人口并不多,現在太多了。要盡快發展生產才行!”1979年9月11日,黨中央正式批準了北京大學黨委《關于為馬寅初先生平反的決定》。9月中旬,北京大學邀請馬寅初擔任名譽校長。馬寅初欣然接受,委托兒子馬本初代致答辭:“一樣東西平反過來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無論是學術問題還是政治問題,都是這樣。這需要有寬闊的胸懷和巨大的力量。中國共產黨能有這樣大的氣魄、這樣大的力量,實事求是地為曾經批判錯了的人平反,公開地改正自己的錯誤,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沒有過的。這說明中國共產黨是大有希望的……”1979年11月,《新人口論》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一紙風行,不到一年的時間,竟加印至23萬冊。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號召全國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帶頭實行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并倡導晚婚晚育。從此,長達30年的嚴格的生育控制政策使得中國人的家庭模式、人口結構和生育率發生了巨大變化。身為電影技術高級工程師的馬思澤如今只要看到與人口學有關的書籍都會買下來,“因為爺爺的關系,對我國的人口學狀況和人口政策的變化有種天然的關注和了解的熱情。”“如果當初毛主席聽了馬寅初的建議,中國現在會是什么樣?”馬思澤經常聽到人們談論起他的祖父,作類似的假設。“歷史不能假設。但有關人口問題的爭論至少可以給大家一個啟示,學術問題特別是社會學領域的問題,往往需要經過一定時間的社會進程驗證,才能判斷哪種觀點是正確的。決策者要允許爭鳴,不要輕易地說誰對誰錯,封殺不同意見。”(參考資料:鄧加榮《我國經濟學泰斗馬寅初》、彭華《馬寅初全傳》、馬寅初《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主張》、黃安棟《母校之魂----追憶馬寅初校長》、余國柱口述、韓興昌整理《一次特殊的接待陪同》、馬思澤《焚書的年代》、馬大成《我的小爺爺馬寅初》、《談談馬寅初》等)
                    馬寅初被批始末本刊記者 徐梅 整理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解決人口問題,靠節育還是靠革命,變成了一個政治立場的選擇自1957年10月開始,費孝通、陳達、吳景超等大批研究人口問題的社會學家和人口學家陸續遭到批判,《人民日報》一篇評論文章稱“這些資產階級右派們”談的并不是什么人口問題,并不是什么節育問題、學術問題,而是“現實的階級斗爭問題,嚴重的政治斗爭問題”,“因此,我們必須戰斗,必須徹底地打垮他們,揭露他們的陰謀,粉碎他們的詭計”。1958年4月,馬寅初也被公開點名批判。對他和《新人口論》的批判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以至于后人一提到馬寅初,首先想到的就是“計劃生育”、“人口控制”、“中國的馬爾薩斯”這些關鍵詞。馬寅初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經濟學,“團團轉”是他在新中國成立后提出的主要經濟理論,在對他長達3年的批判和理論圍攻中,“團團轉”理論被斥責為“唯心主義的錯誤”,“嚴重歪曲了計劃經濟內容”,而“新人口論”的觀點則被上升到“政治立場反動”、“仇視人民群眾”的高度,批判文章里對馬寅初及其人口觀點的政治定性——“帝國主義分子”、“反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等字眼令人心驚。一個學術問題為何會演變成政治問題?1957年春夏原本贊同人口“計劃生產”的毛澤東為何突然改變立場,將以馬寅初為代表的人口學者推向政治祭壇?靠革命,還是靠節育?“馬寅初先生一再強調人口問題是個學術問題,他要捍衛學術的尊嚴。事實上自古以來,中國的人口思想都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對人口問題的思考和探討不違背政治原則的時候,這種思考可以存在,一旦觸及敏感領域,就會帶來麻煩。”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正武教授曾參與編寫《人口學百年》一書,詳細梳理了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口思想的演變。“民之眾寡為國之強弱”、“人口眾多,則賦稅自廣”,中國自古以來推崇人口增殖。“人滿之患,深可太息”的觀念直到清朝末年方才出現。面對國弱民窮的社會現狀,晚清歷史地理學家汪士鐸在《乙丙日記》中曾提出“以刀兵消息之”的極端人口控制主張,提出施行嚴刑峻法,斬殺人口;提倡溺殺女嬰,窮人不可生女,富人只準生一女,對男孩數量也要予以限制,“不可過二子,三子即溺之”;鼓勵出家,并規定“天下之貧者,以力相尚者,不才者”不準娶妻;助長災疫,借機減民。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恰在彼時傳入中國,他的主要論點為:第一,食物為人類生存所必需;第二,兩性間的情欲是必然的。“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會以幾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資料卻僅僅以算術比率增加”,也即人口增長總會超過生活資料的增長,而這正是貧困、罪惡、饑荒時常發生,人類很難得到幸福的根源。梁啟超、嚴復等改良派知識分子都深以為然。梁啟超在《禁早婚議》中寫道,“中國民數,所以獨冠于世界者,曰早婚之賜;中國民力,所以獨弱于世界者,曰早婚之報。”嚴復也贊成改變早婚和盲目生育的陋習,提高人口素質,“民愈愚則昏(婚)嫁以無節”,“所生之子女,飲食粗弊,居住穢惡,教養失宜,生長于疾病愁苦之中,其身必弱,其智必昏”。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造成貧窮和失業的原因不是人口增加,而是不平等的社會制度”這一馬克思主義的人口思想也傳播開來。新中國成立后,馬爾薩斯的人口學觀點被斥為“為資產階級作辯護”、“反動透頂”,而馬克思通過變革生產關系解決人口問題的人口觀則被視為革命、正統。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靠革命,還是靠節育,不再是一個學術選擇,而是一個政治立場選擇。這也為馬寅初被批判時康生那句著名的質問:“你是哪家的馬?馬克思的馬?還是馬爾薩斯的馬?”埋下了伏筆。
                    斯大林:人多是個好現象“人口不斷迅速增加,人民物質福利水平很高,患病率和死亡率很低,同時有勞動能力的人得到充分而合理的利用,這就是社會主義的人口規律的實質。”按照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闡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資本主義的人口規律已經失去效力”。1935年12月,斯大林說,蘇聯每年凈增人口約三百萬,“這是好現象,我們歡迎它。”到1950年代,有38000多名生育并撫養了10個以上子女的媽媽被授予“母親英雄”的稱號。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1953年出版了波波夫的《現代馬爾薩斯學說是帝國主義仇視人類的思想》一書,書中將社會主義人口規律推演到極致,“人口無論怎樣增殖,增添出來的人口無論怎樣多,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不斷增長著的生產中是永遠可以為自己找到工作崗位的。”“老大哥”的人口政策自然影響到新生的無產階級政權,“馬爾薩斯”成為臭名昭著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者,1952年的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中,社會學系被取消,人口學課程和研究自然也被封殺了。毛澤東在建國之初的人口主張成為社會主義人口觀的絕對經典,“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1952年《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限制生育會滅亡中國》的社論。同年12月政務院文教委員會批準衛生部《限制節育及人工流產暫行辦法》,次年11月衛生部通知海關,禁止避孕藥和避孕用具進口。黨是贊成節育的1953年11月1日,國家統計局發表了第一次全國人口調查登記結果的公報,普查結果是全國人口總數為六億多,人口增長率高達千分之二十。當天的報紙配發了一篇題為《六萬萬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力量》的評論文章,除了回顧歷史、繼續批判馬爾薩斯人口論之外,文章中有一句話耐人尋味,“我們承認在一個經濟不發展的國家,人口迅速增長是有可能造成生活上的某些困難的”。而在此之前,鄧穎超和邵力子就曾率先逆流發聲,倡導避孕節育。1954年5月27日,鄧穎超給鄧小平寫信,主張在機關中的多子女母親或已婚干部中推行有指導的避孕,翌日鄧小平便給她回了信,表示贊同她的主張,“我認為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應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當年9月的全國人代會第一次會議上,邵力子在發言中呼吁控制人口,“人多是喜事,但在困難很多的環境里,似乎也應有些限度”。次年,他在人代會第二次會議上再次提出要加強避孕宣傳、放寬對人工流產的限制。此后,他還自己編印《關于傳播避孕常識問題》的小冊子,稱“避孕和流產是市民的權利”。與此同時,馬寅初通過對家鄉人口增長的3年實地調研,收集了大量實證資料,為他日后的人口政策建議作了充分、扎實的準備。1954年12月27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了中央第一次人口與計劃生育座談會,他在講話中說,“現在我們要肯定一點,黨是贊成節育的。”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了衛生部黨組的報告,并發出《關于控制人口問題的批示》,文件指出,“節制生育是關系廣大人民生活的一項重大政策性的問題……我們的黨贊成適當地節制生育”。1956年,毛澤東主持制訂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規定除少數民族地區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區,宣傳和推廣計劃生育,提倡有計劃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過重的生活負擔,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的就業機會。這一認識在黨的八大有關決議中得到體現,“生育方面加以適當控制”的人口政策第一次被納入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1957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談到人口問題時說:“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規劃。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廣。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計劃生育,要公開作教育,無非也是來個大鳴大放、大辯論。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馬寅初1955年就在人代會浙江組就人口控制問題作了發言,但當時贊成他的人很少,有的代表說,“蘇聯都不討論人口問題,我們也根本沒有必要討論這些。”馬寅初感覺時機不到,主動把發言稿收回了。人口問題和計劃生育的主張寫入黨和國家的有關文件以及毛澤東的表態,使得包括他在內的學者放開了膽量,馬寅初欣喜萬狀,“最高領袖毛主席對人口問題有同樣看法,這是一件可喜的事,他所見所聞遠比我廣,得出的結論一定更正確,因此我對毛主席表示最崇高的敬意。”當年4月,他親自張貼告示,在北大飯廳為上千名師生作了一場關于人口問題的演講,“控制人口,實屬刻不容緩,不然日后的問題益形棘手,愈難解決”。1957年他在人代會上作了“新人口論”的書面發言,核心主張是“控制人口,計劃生育,普遍推行避孕,每對夫婦生兩個孩子。通過人口控制,降低消費,增加積累,擴大生產”。這個發言后被《人民日報》全文轉載。當年8月,經教育部批準,華東師范大學建立了新中國第一個專門的人口學研究機構——人口研究室。這期間有大量學者公開發表了贊同控制人口的理論文章。
                    這是哪家的馬?正當人口學者們同其他學科的研究者們齊聲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之春唱和時,作為政治風向標的《人民日報》刊登了社論《這是為什么》,號召全國人民反擊右派分子的進攻。1957年 8月31日,社科院哲學社科部開始批判費孝通、吳景超等“資產階級”社會學家。10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不許右派利用人口問題進行政治陰謀》的文章,已經在黨內形成決議的人口控制思想被徹底推翻,節育問題變成了資產階級右派的詭計和陰謀。195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學慶祝建校60周年大會上,陳伯達突然點名批評了馬寅初,說:“馬老要對他的《新人口論》作檢討。”當年6月《紅旗》雜志發表了最高領袖關于人口問題的最新闡釋:“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干勁大”,“除了別的特點之外,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最高指示一出,人口問題之爭徹底變為階級路線之爭。7月1日康生給北大師生作報告時質問,“聽說你們北大出了個‘新人口論’,作者也姓馬,這是哪家的馬?是馬克思的馬嗎?是馬爾薩斯的馬嗎?我看是馬爾薩斯的馬!”此后兩年的政治討伐中,馬寅初“單槍匹馬出來應戰”,他毫不客氣地說那些針對他和《新人口論》的兩百多篇批評文章,“都是破的性質,沒有一篇是‘立’的性質;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據《光明日報》的意見,我的學術思想是資產階級的,那么應該寫幾篇富有無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文章來示一個范,使我們也可以經常學習”。他堅稱人口問題“不是一個政治問題,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他謝絕了周恩來等人“認個錯,低一下頭”的好意,“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的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只得拒絕檢討”。萬馬齊喑的1960年,他在《新建設》發表了《重申我的請求》,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過去二百多位先生所發表的意見多是大同小異,新鮮的東西太少,不夠我學習”?瞪甘颈本┐髮W時任領導人,“馬寅初最近很猖狂,給《新建設》寫了‘重申我的請求’,猖狂進攻,他的問題已不是學術問題,而是借學術之名,搞右派進攻,要對他進行徹底揭發批判,把大字報一直貼到他門上去。我們不發動,群眾貼他是右派也可以,他的校長是不能做了。”在他的鼓動和指示下,全國報刊又一次掀起圍攻馬寅初的高潮。這兩場大批判在理論上摧毀了人口學界對我國人口問題的探索。由于錯過了解決人口問題的大好時機,最終如同馬寅初先生當年預言的那樣,人口過多一度成為了我們的致命傷。自1980年起我國開始實施絕大多數夫婦只允許生育一個孩子的生育政策,這一生育政策造成的“421”家庭模式,以及生育率不斷走低,低生育率的負面效應凸顯,使得今天的人口學者分為“主收”、“主放”兩大陣營。然而無論是哪一方,都對馬寅初先生葆有崇高的敬意。
                    馬家兒孫馬寅初給后人留下的最寶貴遺產,除了堅持自己的觀點,就是樂觀豁達地生活本刊記者 徐梅 實習記者 吳鳴 發自北京和北京一些著名的胡同一樣,大規模的拆遷、開發使得東總布胡同早就變了模樣?偛己挥跂|單至建國門之間,長安街以北。分為西總布、東總布、北總布三段,全長一千多米。在這里土生土長的馬思澤熟稔這條胡同的歷史。“1900年,德國公使克林德在西總布胡同西口向巡邏的清軍士兵開槍挑釁,被清軍擊斃,由此成為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借口;1919年‘五四’運動中著名的火燒趙家樓,就發生在北總布胡同的中段……”建國后,李濟深、沈鈞儒、李宗仁、張治中、十世班禪、烏蘭夫等著名人士都曾住在這里。如今這條胡同只剩下幾個院落保留得較為完整,馬寅初先生居住過的東總布胡同32號院是其中之一。悲歡離合1949年馬寅初到北京參政后不久,陳云安排他在東總布胡同62號(后門牌改為32號)小院安家。“剛開始,就爺爺一個人住在這里。當時他還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許多工作要在上海處理,就兩地來回跑,家里的其他人則多住在上海。1952年,各大區軍政委員會機構撤銷,爺爺才開始常住北京。”馬思澤的奶奶和父輩,是在1953年后陸續遷到北京的。他的父母親、伯父伯母、三姑夫婦,以及姐姐和兩個表姐,一起住進了這個院子。“我是第3代中第一個在北京出生的孩子,最后住在這個院子里的第3代一共有8個人。”馬寅初和兩任夫人共育有8個子女,長子不足一歲時不幸夭折,長大成人的7個子女中頭5個都是女兒。馬思澤沒見過大姑姑馬仰班,“1953年我沒出生她就去世了。”他的二姑姑馬仰曹在英國,二姑父是臺灣方面駐英國代表,1949年后一直留在英國。三姑姑馬仰惠在北京,后來長期擔任爺爺的生活秘書。四姑姑馬仰蘭在聯合國總部工作,定居美國。五姑姑馬仰峰在上海。他的伯父馬本寅和父親馬本初是馬寅初最小的兩個孩子。著名文史學者揚之水的書窗正對馬家小院,站在窗前,可以清楚地看到院內那棟淡黃色的歐式兩層小樓。年過八旬的馬本寅和馬本初兄弟倆仍住在這里。老人們很少出門,院子里多數時候都安靜無聲。“我判斷他們家還有人住著,每年冬天的時候,都有人運煤來。”馬思澤當年給爺爺馬寅初燒書的采暖小鍋爐這兩年才棄用,高高的煙囪成為過往歲月的特殊見證。一直到1960年之前,這一大家子都是同桌吃飯,“餐桌是一個大圓桌,像餐廳里那種能坐下十多個人的大桌一樣。”即便是在“新人口論”遭到圍攻的那幾年,馬家關起門來仍然是其樂融融。家里的小孩子,馬寅初按照家鄉風俗,不分男女統稱為“妹妹”。“夏天吃完晚飯,爺爺會拿出一兩個西瓜,全家人聚在一起,吃西瓜乘涼。”1960年前后糧食開始緊缺,“我們這一輩兒的孩子也越來越多了,特別能吃。父輩們每天上班,大家回來的時間不一樣,有早有晚,湊在一起吃飯不太容易。從那個時候開始,吃飯的單位就劃小了。爺爺奶奶在一起吃,家里要是來了客人也跟他們一起吃。其他人就以小家庭為單位分開做飯吃飯。那會兒也很熱鬧,到吃飯的時候可能擺三四桌,每桌的東西都不一樣,有時會交換一些菜啊什么的,大家串著吃。”熱鬧幸福的大家庭生活在1969年終止了。當年4月,馬思澤的母親去河南干校下放勞動,“我媽媽是家里第一個離開的,我爺爺那時候行走已經很不方便了,他拄著一個高木凳,拖著病腿很慢很慢地堅持從房間里一直走到大門口,把我媽媽送走了。”再后來是馬思澤的伯父伯母、姑父、父親、姐姐……“我是那年9月離開家的,去的是我母親所在的干校。我走的時候,家里只剩下50歲以上的老人,還有13歲以下的弟弟們。”1971年,89歲的馬寅初寫信給北京市委,為馬思澤爭取到回城機會,家中其他人也陸續返回北京。“全家稍微安定一點,我爺爺就生病了。1972年他得了直腸癌,住院做手術。手術后,他人生的最后10年基本上就是在輪椅上度過了。”
                    馬本初的坎坷命運馬思澤的父親馬本初直到馬寅初臥床之后,才經周總理批示調回北京。他是馬寅初最小的兒子,4歲上學,在馬家第二代中天資最出眾,命運也最坎坷?箲鹱詈笠荒,不到19歲的馬本初從重慶大學機械系應召入伍,他的工作是給駐前沿部隊的美軍陸空聯絡小組當翻譯。這個小組的任務是背著一個手搖發電的步話機,在前沿部隊的觀察所里,為中美混合空軍聯隊的轟炸機提供準確的敵方目標、校準彈著點、評估戰果。小組經常遭到日軍的猛烈射擊,“有一次一顆子彈打到我父親的鋼盔上,差一點兒就犧牲了。那個鋼盔父親一直保存到文革開始時才銷毀,同時銷毀的還有一件珍貴的戰利品——一面中國軍隊繳獲的日本太陽旗,上面簽滿了日本軍人的名字,這是我父親離開軍隊時,一位團長贈送的。”馬思澤告訴記者?箲饎倮,馬本初返校繼續學業。畢業后拿到兩所美國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吊詭的命運卻捉弄了他。“因為他中斷了一年學業,畢業那年,正好趕上1948年,國民黨軍隊開始潰敗,政府也陸續南遷。時局變遷,他遵從父命留在了杭州。”馬本初無奈終止了他的留學計劃,他也是馬家第二代中少有的沒有出國留學的,“我其他的姑姑、伯父大多都出國留學了,有的解放前留英留美,有的解放后留蘇。”這還只是馬本初壞運氣的開始,“文革”中,他因為曾加入國民黨軍隊被反復審查,“但我父親始終認為:‘我是參加了國民黨的軍隊,但是我打的不是共產黨,我打的是日本人,打的是民族解放戰爭。’”他一生都沒有繞開“輟學從軍”的影響,馬寅初的人口論觀點被批判后,他的“問題”更加嚴重。這些“問題”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晚年退休后,他心中仍對命運不公難以釋懷。馬思澤為爺爺辯護“那個時候,一個人趴下,全家臥倒,”馬思澤苦笑一下,“我爺爺和我父親的問題,也直接對我們產生影響。姐姐馬思潤在工廠里表現優秀,單位連續兩年推薦她上北大,但學校一看她檔案,是馬寅初的孫女,立馬就退回來了。那個時代的標準就是這樣,你家庭出身不好,很多事情根本就不能考慮你。”馬思澤稱自己是在一個“生活條件很優越,但是社會地位又很低的家庭里長大的”,年輕的時候,他“有種強烈的自衛意識”。1975年,他所在工廠的一位副廠長跟他聊天,“你爺爺這個人口問題是因為他歲數太大了,網開一面,不太追究,所以才沒有把他打成‘右派’。”馬思澤回了一句:“這事誰對誰錯還得走著瞧呢!”副廠長一下子愣在那兒,“他沒想到我會說出那么一句話。那時候正是‘四人幫’鬧得最兇的時候,他要是跑去檢舉我的話,我立馬就會被撂倒。”繼承馬寅初的樂觀豁達馬思澤從內心里敬重父親,“他真是為革命做了不少貢獻的人,除了打日本人外,在他上大學的時候,我爺爺已經被軟禁在歌樂山,那時候爺爺跟共產黨地下組織聯系的一些書信都是由我父親傳遞的。”但他更希望父親以及自己這些馬家后人能夠繼承到爺爺的坦然從容。馬思澤笑稱爺爺是一位“陽光老人”,老人家即便是九十多歲之后也常常給大家制造“驚喜”。1972年,經周恩來總理特批,天津人民醫院院長、“反動學術權威”金顯宅率領醫療小組為90歲高齡的馬寅初做了直腸癌切除手術。“手術后金大夫去病房查問爺爺的病情,金大夫說天津話,我爺爺說浙江嵊州話,爺爺有些耳背,倆人誰也聽不明白對方的意思。”金顯宅年輕時曾赴美留學,遍訪歐洲,“他知道爺爺也是留美回來的,就改用英語詢問病情。我爺爺馬上就聽懂了,也用英語回答。”馬思澤站在一旁,既驚又喜,“那個情景很難忘,我爺爺九十多歲,金教授也將近七十歲了,兩位古稀老人呱啦呱啦在那兒講英語,反倒是我聽不懂了。”“不管外面發生什么事情,爺爺該鍛煉就鍛煉,該做研究還做研究,我從來沒有看到他消沉的時候。即便是因‘新人口論’遭到批判,人家貼他的大字報,他每周還是會帶我們去景山、北海甚至香山鬼見愁走路登山。爺爺給后人留下來的最寶貴遺產,除了認認真真做事情,敢于堅持自己的觀點,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不管在什么狀態下都樂觀豁達地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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